政府要為人民創造福祉，透過公共建設與政府各項服務，最終目標要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。
而政府要打造出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大循環，首先就要將顯性成本投資到公共建設，用以創造「有形、直接、現在」的顯性價值外，更重要的是還要投資到能創造「間接、無形、未來」隱性價值的領域，經過長期的循環累積後，最終經濟與產業成長會創造稅收回饋到政府，成為顯性價值，如此才能永續發展。
相對於政府創造價值的大循環，企業所創造的價值可謂是小循環。在這個小循環中，企業投入顯性成本到可以創造顯性價值的領域外，更重要的也是要投資到研究發展、人才培育、品牌塑造、企業文化等創造隱性價值的項目，長期累積下來才能提升企業競爭力，最終也會回饋顯性價值在企業的營收利潤中。
只不過在企業創造價值的小循環中，相對更講求創造價值的效率與投資報酬率，企業所建構的循環機制比起政府的循環機制會更有效率。
而政府所建構創造價值的大循環，循環的時間長，有時往往需要十至二十年才能看到初步成效，中間過程如果無效投入也可能會浪費資源，因為相對公務體系花錢沒有賺回來的組織文化，而企業的投資往往都有要獲利及回收的壓力。
台灣產業園區的發展，已由最早1966年由經濟部啟動設立的「加工出口區」（產業園區1.0），之後發展到1980年由國科會發起設立的「科學園區」（產業園區2.0），如今在知識經濟時代，未來將邁入產業研究園區（產業園區3.0）的新階段。
新一代的產業研究園區3.0，發展關鍵就在於要與校園的研究能量整合，特別是在產業界人才不足下，要透過「產學共創」來借重高等學府的研發能量，進而帶動產業的發展。
為此，就要建構一個「產學共創」的有效機制，才能有效啟動這個正向的循環。也能加快將政府及產業界所投入的資源，更快速有效地回收，之後再繼續擴大投入，創造出更多的資源，成為新的中循環為社會創造價值。
尤其，要推動台灣產業園區3.0的發展，產學共創首先就是要〝翻轉思維〞，要能打破以往的舊框架，未來學術界的研究方向要和產業界聚焦在一起，由「學校教授／研究生+企業」共同研發，進而共同創造能在巿場上體現的價值，如此循環機制的效率也會更高、更快。
最近我分析日本產業競爭力的喪失，其實是緣於日本社會文化的問題，關鍵其實是日本無法適應產業已走向「垂直分工」的新生態，而日本產業仍習慣於「垂直整合」的模式。
Intel在90年代初期當半導體產業也由「垂直整合」走向「垂直分工」時，Intel仍堅持走垂直整合IDM（整合元件製造廠）的模式，最後因製造良率落後而失去競爭力，加上組織文化的問題，晶圓代工需要有服務各類大小客戶的精神。
而台灣因為有創業精神、速度、彈性，當年即使面對台幣兌美元從40比1升值到26比1，產業都很辛苦，但仍然能繼續生存下來，也發展得很好，這就是台灣的競爭力與韌性所在，也是台灣產業的特質。
（作者為宏碁集團創辦人／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施振榮）